争势篡位，司马氏父子杀“鸡”要来得更为爽利，司马懿宰了何晏，司马师宰了夏侯玄，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。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，李泽厚、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。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，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！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，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，一边强行理解，仓猝之间行为乖张，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。 清谈高手分五期：建安七子、正始名士、竹林七贤、王谢世家、桃源陶令。“同志”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，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，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。可是，政治是不甘仁慈的，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，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，何晏、王弼还以“无”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。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“五石散”的，越吃越精神，越精神越多嘴，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，且一齐喝酒，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，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：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，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。 窃想，药使人死，酒使人活，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，酒越喝越摇晃，正的都得杀，歪的才留下。嵇康的白纸黑字是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：正的杀以示严厉，歪的留以示宽宏，司马昭的两手，不亚于曹阿瞒的两手。精通文史哲、会耕地施肥、开处方、打铁的嵇康，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《广陵散》。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。倘若说，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，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，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，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，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。 自古来，诗便有“言志”之说。所谓的“志”从《尚书》的实际讲应“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负”（朱自清《诗言志辩》），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。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，“志”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，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。 魏晋之前的诗歌特点。从诗的起源上讲我比较倾向于“诗起于乐”。这一点从诗的节律特点就可以看出来。而歌、乐府诗则从实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证。正因为如此诗歌的音乐性就成了诗的先天特点。而中国诗的发展也一直在遵循着这条暗线。看一看诗、词、曲的发展过程，哪一个不与音乐有关呢？ 西汉初，五言不盛，止于民间，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，不甚重视。后进于乐府，这才渐为吸纳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。其诗，天真率洁，不尚雕琢 [1] [2] 下一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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